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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以及“小时代”的局限:虽然青春吐芳华 滴滴鲜血染红

文章来源: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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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2-24 10:11:41

[摘要]这种“小时代”的青春想象恰好是瓦解那个孕育“芳华”的罪魁祸首。这是冯小刚的限度,也是我们这个“小时代”的限度。

冯小刚以及“小时代”的局限:虽然青春吐芳华 滴滴鲜血染红

近期,《芳华》在经历了改期风波之后顺利公映。作为一部讲述当代史的电影,导演冯小刚倾注了巨大的情感,试图为自己的同代人书写一曲“青春”赞歌(电影的英文名是“Youth”),只是这种小人物被时代碾压的故事,与其说是对时代和个人悲剧的控诉,不如说更表达了一种苟活于乱世的卑微和渺小。换句话说,《芳华》是冯小刚版的“致青春”和“小时代”。

“小时代”的青春故事

电影从“文革”前活雷锋刘峰把何小萍领进文工团始,到“文革”后文工团解散终,随后是复员、转业、走向社会,就像很多青春片一样,校园故事是纯洁的友谊和年少无知的猜疑,而一旦进入社会就是一个物欲的、现实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电影把携带着政治符号、时代痕迹的部队文工团表现为了一个青春校园故事。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把革命年代的青春故事讲述为有悔的“青春祭”,上世纪90年代展示的是无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芳华》则只剩下一些鲜活的身体,如电影前半部分所呈现的练功房里性感女兵们的芭蕾舞姿,她们是片尾曲《绒花》所演唱的“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这里既没有对政治的话语反讽,也没有青春期的反叛或者理想主义,虽然这些靓男倩女们被时代裹挟、随波逐流,但是他们从始至终都有自己的小确幸、小悲欢。

可以说,《芳华》的青春更像“小时代”里的青春,个人遭遇的不是政治的迫害和人性的折磨,而是女生与女生之间的小摩擦、小误会。即便1976年发生政治地震,对于“舞照跳、歌照唱”的文工团来说,生活并没有太多变化,每一个人都有情有爱、有自己的小心思,活雷锋刘峰也不例外。也许,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芳华”,青春不过是年龄的标记。

另一种的“伤痕”

《芳华》突破了题材“禁忌”,直接表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国家战争。相比文工团的战士们在游泳池边游玩嬉闹,就像生活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大观园,电影的后半段战争戏开始之后,这种无忧无虑的青春故事迅速变成一种血肉横飞的人间惨剧。因作风问题被“下放”,后来去了作战部队的刘峰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丢掉了一只胳膊,而被领导“穿小鞋”的何小萍成为野战医院的护士,亲眼目睹了年轻的战士被战火吞噬了身体,留下了精神创伤,他们代表着《绒花》的另一面“铮铮硬骨绽花开/滴滴献血染红它”。

随着战争结束,文工团解散。故事进入新时期,一直照顾大家的暖男刘峰没有享受到战斗英雄的待遇,反而生活在社会底层。在观看战友慰问演出中恢复记忆的何小萍虽然走出了精神病院,却生活在精神、物质的困顿之中。而其他的战友也韶华易逝。尽管后半段的历史只是截取了几个年份,没有充分展开,但也呈现了一种与“文工团”岁月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在这种人生悲寂的氛围中,片尾曲响起,“青春吐芳华”的主题再次凸显出来。

相比《阳光灿烂的日子》结尾处长大的“大院子女”变成了成功人士,《芳华》则格外强调了另一种“伤痕”,不再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 年代所带来的时代创伤,更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种人生降落、失败。就像冯小刚所扮演的电影《老炮儿》中的“六爷”,在“三环十二少”小飞(富二代)的步步紧逼之下如鸵鸟般失魂落魄地逃亡在北京街头。

断裂的时代

与近些年流行的青春片不同,《芳华》表现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时代,结尾部分还延伸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乃至当下。这种随着时代变迁而无力左右个人命运的故事看起来很“80年代”,是一种用个人遭遇来反思或批判大时代、大历史的暴力,可是《芳华》又呈现了一个与上世纪80年代不同的个人与时代的故事。我把《芳华》的故事总结为“旧青春”与“新伤痕”。

之所以说是“旧青春”,是因为冯小刚并没有逃脱以王朔为代表的“大院子女”对革命岁月的青春化叙述,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把革命故事洗“白”、变得可以被讲述的重要方式。这种青春期的、充满欲望张力的青春叙述把上世纪50到70年代从上世纪80年代的伤痕叙述中拯救了出来,其问题则在于搁置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历史,就像《芳华》中所表现的只是一些个人的小政治和小纠葛。

不过,《芳华》的另一面则是呈现了一种“新伤痕”,这与“活雷锋”刘峰的“人设”有关。每个历史节点上,刘峰都会出现。他是一个任劳任怨、为所有人服务的人。这种人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表述中经常被作为傻子或者精神病患者,如《离开雷锋的日子》中的乔安山、《求求你,表扬我》中的杨红旗、《硬汉》中的退役老兵老三等。刘峰与他们相似,也不再是嫉恶如仇的战士,而是只做好事、照顾他人的暖男,只是与前述影片不同的是,刘峰的扮演者黄轩更加帅气,精神也正常,他成为始终如一、“不忘初心”的时代和历史的“见证者”。

正是在这种“新伤痕”的叙述中,那个文工团的时代被赋予一种“芳华”的光环,而这种“新伤痕”的出现显然与文工团的解体及其产生文工团氛围的时代有着直接关系。悖论或者纠结在于,这种“小时代”的青春想象恰好是瓦解那个孕育“芳华”的罪魁祸首。这是冯小刚的限度,也是我们这个“小时代”的限度。

文| 张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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