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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舒明、王盈: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影响

文章来源: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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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8-31 09:48:53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国际关系研究”

美日“历史和解”的条件和环境全然不同于日本与东亚邻国的情况。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缺乏美日之间那样的相互信任,也尚缺社会层面的善意,甚至还普遍存在领土纠纷、情感对立和安全竞争,相互之间施害者/受害者的道义非对等性明显等。

一、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

在二战结束后近半个世纪中,双方政府出于同盟间合作的需要,总体上都故意回避和淡化二战期间彼此相互加害的历史,注意管控双方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分歧。进入新世纪,美日“历史和解”明显提速,敏感问题的“脱敏化”进程加快。

 

汪舒明、王盈: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影响

 

 

 

 

到奥巴马第二任期,美日“历史和解”出现高潮,并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其一、政府高层相互参拜对方军人陵园或共同赴当年的战场追悼阵亡者,已经变成惯常。2014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詹姆斯·阿莫斯(James F. Amos)还与日本政府官员一道参加了硫磺岛慰灵仪式。其二、2015年4月30日,安倍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和解性的演讲,总体上在美获得良好反响。美日双方安排这一演讲时,在时间和地点选择上煞费苦心:安倍发表演讲时站立的位置,正是当年罗斯福发表对日宣战演讲时的位置;而演讲的时间则为战时日本天皇裕仁的生辰纪念日。其三、美日最高领导层直面双方最敏感的历史创痛。2016年5月27日,奥巴马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历史性地访问了广岛。这是在任美国总统首次访问美日双边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地方。2016年12月26-27日,安倍也历史性地访问珍珠港并发表题为“和解的力量”的演说,与老兵和解性地拥抱。其四、总体而言,美、日历史和解获得了两国主流舆论的支持和赞赏。奥巴马访问广岛在日本赢得广泛好评,近90%的日本国民对此给予积极评价,并带动安倍内阁支持率明显上升。安倍的珍珠港之行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二战老兵等关键群体的支持和称赞。

 

汪舒明、王盈: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影响

二、美日“历史和解”实现突破的动因

推进“历史和解”是一种高度敏感、充满政治风险的事业,通常是一种需要投入巨大政治资本、承担政治风险的战略性行动,有着重要的战略性考量。另外,推进“历史和解”的进程中既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也充满各自国内社会政治的复杂博弈,相互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共识建构和预期管理是其中的关键。和解进程的顺利推进需要平衡内外,兼顾正义与和解。符合特定阶段历史条件和民意基础的适度悔过最可促进和解,“欲速”则往往“不达”。国内反对往往成为和解的重要障碍,务实、渐进的良性互动极其重要。

长期同盟关系下形成的紧密纽带、相互善意,有助于相互之间在历史问题上奉行战略节制,培育信任和善意。这正是长期支持历史和解的基础条件。2015年皮尤的一份民调报告显示,美、日两国民众认为对方国家可信任的比例分别高达68%和75%,而对中国则只有30%和7%。这也是长期以来美日双方都大体上能自觉管控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分歧,甚至愿意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推进历史和解的基本条件之一。在长期同盟关系的润泽下,美、日社会对“珍珠港事件”和广岛、长崎核轰炸的认知都转向了和解。此种民意转向,使美日政府推进“历史和解”时无需付出重大政治代价,甚至还可以借此获取政治资本。

奥巴马的对日历史和解立场与其自由主义理念相合,“和解”外交是奥巴马试图留下的重要外交遗产。此外,奥巴马政府还积极塑造美国反战、反核的形象。无论从和解外交还是反战反核来看,访问广岛、表达和解和反核意愿,对奥巴马而言都有重要象征意义。对安倍政府而言,高调推进美日“历史和解”,可以进一步在历史问题上改变被动局面和历史修正主义形象。历史修正主义形象,成为安倍政府所宣扬的“美丽日本”和“积极和平主义”的一个严重污点。在与东亚邻国尚未实现“历史和解”之前,对美实现“历史和解”的突破,正是安倍政府摆脱长期有损形象的历史修正主义标签的举动。

 

汪舒明、王盈: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影响

推进历史和解也是新时期管理美日同盟的不稳定性、加固美日同盟的内在要求。从其建立伊始,美日之间始终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矛盾。而二战历史的认知差异和分歧,则是导致美日同盟内在离心力一个重要因素。在美日关系史上,围绕历史认知问题的分歧也曾多次影响美日同盟的稳固与和谐。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同盟“漂流”就伴随着相互围绕历史认知问题的“道歉战”。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的美日双方对历史问题的模糊化、非敌对化处理,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和解”举措,往往体现了美日双方强化和稳固同盟的意图。美国尤其需要安抚日本民众的受害者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将日本栓在美国的战略轨道上,以维系其东亚同盟体系。奥巴马与安倍时期的美日“历史和解”突破性进展背后,尤其彰显美日联手攘华的地缘政治考量。从管理美日同盟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出发,日本尤其需要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时刻抓紧推进“历史和解”,打开美日围绕“珍珠港事件”的历史“心结”,赢得美国信任,为美日同盟的长期稳定夯实民意基础。

美日“历史和解”中除了一些“弱道歉”性质的“反省”话语,并没有运用这些比较正式的、高成本的政策手段。美、日以“低阶”的、不道歉的方式推进历史和解,很少像德国那样的严肃诚恳的“道歉”话语,更没有阿登纳那种标志性的“惊世一跪”。双方相互承认战争带给对方的苦难,共同吊唁和抚慰战争的受害者,高度颂赞双方“和解”和“友谊”,但都善意忽略了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历史罪责问题,也相互放弃对方为过往暴行公开道歉的要求在处理历史问题上,美日出于稳固同盟关系考量,始终将和解对双方的政治风险考虑在内,秉持互谅互让、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善意和务实精神,从易入难、由低到高、小步渐进。在实现突破性进展前,美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已经经历了渐进的“脱敏化”过程,以“温水煮青蛙”的渐进方式逐步在民众中催化和积累和解的意愿和共识,最终使得国家最高领导人直面最敏感的创痛变得“水到渠成”。

除了相互善意和务实考量外,采用此种“低阶”和解方式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美日领导人相互进行道歉的条件并不成熟。双方国内都存在着强大的保守势力反对“道歉”,还需担心相互“道歉”将引发在政治上难以承受的道歉“连锁反应”。双方实际上都缺乏要求对方就历史过错正式道歉的道德确定性和正当性。日本偷袭珍珠港为背信弃义,对东亚邻国的战争罪行也当然可憎。但美国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处理中也非清白无辜,在东京等地的大轰炸、对广岛与长崎的核打击,至少在日本人看来也同样罪孽深重。广岛既是殉难的象征,也是绝对罪恶的符号,常常被拿来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 美国主导下的东京审判和《旧金山和约》,受到美国一己私利的影响而严重损害了道义和公正。不仅如此,日本还一再见证战后美国对外行为中的非正义的一面。日本难免产生美、日在道义上“半斤八两”、“五十步笑百步”的认知。美日之间由此形成“不道义的平等性”,互为施害者和受害者。

三、美日“历史和解”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影响

 

汪舒明、王盈: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影响

《旧金山合约》签字现场

消解历史结怨通常都需要经历长期、曲折的进程。美日之间真正消除历史结怨也尚需时日,甚至可能出现反复,但美日毕竟在“历史和解”中实现了突破性进展。

这一进展将使美日同盟的情感“短板”得以部分弥补、价值观基础得以强化、民意基础得以夯实。对于美日同盟而言,“历史和解”是稳定和深耕美日关系的外交重头戏,有“拔刺”、“疗伤”、承诺和认同等功能。在各自社会民意的支持下,美日两国最高领导人直面历史,相互高调访问曾给对方带来苦难的象征性场所,打破了美日关系中的“禁忌”,使之“脱敏”,这将容许美日双方联合处理共同历史中最敏感的部分,进而拔除美日同盟构架中长期存在的一根“刺”。珍珠港事件(以及广岛核爆炸)从此由带有政治和情感敏感性的集体创伤记忆,而转变成日渐遥远、情感因素日渐淡漠的历史。两边领导人相互承认对方遭受的苦难,共同“慰灵”,相互展现宽恕和尊重,有着抚慰集体心理创伤的功能。美日领导人不同程度地表达“悔悟”、“反省”的话语,也包含了相互之间不再重演敌对和战争的“悲剧历史”的期许和承诺,促进相互信任。此外,通过将战后美日关系演进描述为一个化敌为友、并肩携手的进程,美日还以忆苦(敌意和战争)思甜(友好和同盟)的方式,提升两国社会对同盟价值的体认。从长期来看,“历史和解”将为美日同盟筑起一道“防波堤”,有助于其抵御短期政局变动、领导人更替和内部摩擦等带来的冲击。

但对于东亚安全环境而言,美日不道歉的“历史和解”恐非佳音。一方面,它可以为日本右翼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提供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借助美日“历史和解”,安倍向美欧宣传了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有助于减少美欧对日本修宪、扩军的顾虑,赢得更多的信任,并促动日本国内民意进一步脱离“和平主义”。有了美国这个“背靠背”的盟友,日本在东亚安全中的行为可能将变得更具挑衅性和冒险性。另一方面,它还将对基于战后安排的东亚国际秩序带来新冲击。美日“历史和解”导致二战相关战争行为的道义性和正当性的进一步模糊化,将进一步削弱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赖以存续的历史认识和国际规范基础。继东京审判和《旧金山和约》之后,美国再一次以牺牲东亚国家利益和历史正义为代价,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做了一次大交易。

 

汪舒明、王盈: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影响

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慰安妇”雕像

美日“历史和解”的条件和环境全然不同于日本与东亚邻国的情况。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缺乏美日之间那样的相互信任,也尚缺社会层面的善意,甚至还普遍存在领土纠纷、情感对立和安全竞争,相互之间施害者/受害者的道义非对等性明显等。加害者不仅不愿承认加害历史事实,还经常加以美化。因此,日本与东亚邻国要诉诸于美日类型的“低阶”、不道歉的和解方式并不现实。2015年底,韩、日两国政府之间在美国撮合下勉强达成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协定。日本在这一协定中并未显示充分的致歉诚意,而这一协议也未获得韩国民意的足够支持,因此,这一协定不仅未能实现“历史和解”,反而导致了两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再次加剧。

相反,美日不道歉的“和解”将从几个方面有损东亚历史和解。其一,它有助于掩盖日本是亚洲各国加害者的事实,帮助日本洗脱战争罪行,让日本更不愿真心反思历史。其二, 给日本带来让亚洲邻国也对之“宽容”、放弃“道歉”要求的幻想。受害者角色加强和借此迫使邻国“宽容”日本的臆想都将导致日本以真诚悔过来推进与邻国历史和解的动力减弱,进而导致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在日本是否需要真诚“谢罪”问题上产生更难弥合的预期鸿沟。因此,美日的“低阶”和解方式,恰恰可能对东亚历史和解产生“劣币”效应。其三,此外,美日不道歉的“和解”有助于日本在东亚的“历史问题”国际统一战线上打开一个关键缺口。随着美日走出“历史和解”的关键步骤并达成相互谅解,美国将进一步对东亚的历史纷争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而日本保守派则将减少历史问题上“腹背受敌”的顾忌。访问珍珠港之后,安倍政府就驻韩使领馆前设置慰安妇像问题以超强硬政策向韩国施压、公然支持中学体育教育中推广“刺枪术”等都显示,安倍不仅未能将“和解”精神扩展到那些日本更需要和解的东亚邻国,反而在奉行强硬路线中展现出更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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