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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拉莫夫:“古拉格”文学的又一拓荒者

文章来源: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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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9-09 08:54:40

[摘要]“他的作品犹如水晶,向我们展示出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有的经过精心琢磨,有的故意不加修饰,全都包含着无穷的意蕴,闪烁着美学的光斑。”

沙拉莫夫:“古拉格”文学的又一拓荒者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一九〇七年六月十八日生于沃洛格达,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七日逝于莫斯科),小说家,诗人,举世闻名的《科雷马故事》的作者。很难找出一位作家,其人生经历同他的创作如此密不可分。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深夜,有人敲他家的门。这位过去的反对派成员是被“记录在案”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决定对他进行惩处——因从事托洛茨基反革命活动,送科雷马劳改营,罚干五年重体力劳动。

正如沙拉莫夫后来所写,他从入狱那一刻起就明白了,两次被捕绝非偶然——国家正在有计划地屠戮人,因为这些人“念念不忘俄国历史上那些不应当记住的事情”。

在科雷马,在对人们进行残酷迫害的劳改营——那个“没有焚尸炉的奥斯威辛”,沙拉莫夫吃尽苦头:严寒、饥饿、力不胜任的劳动,还有窃贼、押送兵、队长残暴的殴打……

后来,在《科雷马笔记本》(诗集,1937—1956)中,他这样写道:

我孤独、穷困、赤条条一人,

心灰意冷,

极地淡紫色的暗夜,

将我团团围困……

一九四六年,安德烈·马克西莫维奇·潘秋霍夫医生派他去医士训练班。按(反苏宣传罪)第五十八条第十款,囚犯可以送去这样的训练班。这条新规定无论多么荒诞离奇,毕竟拯救了沙拉莫夫,使他不至于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那个可怕的“标记”。

于是,一九四九年,沙拉莫夫到木材采伐场作医士,同时开始诗歌创作。这些作品后来都收入了《科雷马笔记本》。

即使是科雷马,也没有使这个人变得恭顺服帖。他发誓把一切牢牢记在心里,对刽子手决不饶恕。一九五三年一月,刚回莫斯科,还没有获得任何权利,也没有恢复名誉,他就开始写作《科雷马故事》。

他作加里宁州泥煤开采企业的供应代理人,每天夜里则不间断地创作小说和诗歌。他惟一担心的是:来不及写完二十世纪惨绝人寰的悲剧——集中营,国家暴力,千百万无辜者死于非命。当局极端残忍无耻,可劳改营大门上赫然大书的口号却是“劳动是光荣、豪迈和英雄的事业”。沙拉莫夫的散文不是回忆录,它具有多种意义和多层次的内涵。他那些富于哲理的散文,“试图提出并解决现时代某些重要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别的材料中根本不可能解决的。

“人和世界相遇的问题,人同国家机器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真相,为自身的斗争,内心和外部的斗争……

“希望的虚幻与沉重。依靠除希望之外的其他力量的可能性。作者打破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界限……他认为,是题材的重要性本身在提出某种艺术原则……《科雷马故事》不是回忆录,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散文,表现鲜活生活的散文。这种散文在当时就是一种另类现象,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献……”(沙拉莫夫:《论散文》,《文集》第四卷,第336页)

无辜的人被大量屠戮,在沙拉莫夫看来就是基于人道原则的文明的崩溃,就是蹂躏人道原则的新历史现实的不祥之兆。

《科雷马故事》首次问世是在国外,在俄文的《新杂志》上刊载了十年(1966—1976)。这种零星的发表破坏了作者缜密经营的文集结构的完整性。在每个集子中,都有几篇“压轴”故事,它们发挥作者的基本思想,真正产生他的散文的交响乐般的音韵。

《科雷马故事》一共包括六个部分: 《科雷马故事》、《左岸》、《铁铲能手》、《犯罪世界随笔》、《落叶松的复活》和《手套,或名科雷马故事之二》。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三年,沙拉莫夫一直埋头写作这些短篇。他在劳改营和流放中度过了二十年,这部劳改营史诗也写了二十年。他那悲剧性的生活和整个一生,就是对这场悲剧的回忆,记录在文字里的回忆。

沙拉莫夫生前未能看到他的小说在俄国出版。在俄国只出版过五本薄薄的诗集,而且被大肆删削,残缺不全。

沙拉莫夫的小说被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及其他文种。

沙拉莫夫:“古拉格”文学的又一拓荒者

“他的作品犹如水晶,向我们展示出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有的经过精心琢磨,有的故意不加修饰,全都包含着无穷的意蕴,闪烁着美学的光斑。看来,他的空间已超越地域,‘直达飞驰的宇宙’。而时间也奔往世纪深处,到达圣经起源的时代。”(E.沃尔科娃,1966年4月24日,列宁格勒)应当说,时间不仅奔往世纪深处,也飞向人类文明的未来。

一九八〇年,沙拉莫夫的一本薄薄的小说集在美国出版后,著名政论家和批评家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写道:“沙拉莫夫的文学天才,犹如钻石般光彩熠熠……即使这本小小的选集就是沙拉莫夫的全部作品,也已经足以让人们记住他的名字……这些小说,简直就是一杯金刚石!”作家索尔·贝娄当时也这样评价沙拉莫夫的小说:“《科雷马故事》是一本反映生活本质的书。”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身患癌症,生命垂危时,阅读《科雷马故事》,并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读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这真是难以置信!这是一位天才的作家!并非因为他写的事情如何,而是因为他留给我们——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一些怎样的感情。许多人读过他的作品后都感到惊奇:经过所有这些恐怖之后,哪来这样纯洁的感情?他讲述无尽的痛苦,以他自己不妥协的真理——他惟一的武器——使人们对这个曾经生活在地狱里的人顿生怜惜,肃然起敬。”

沙拉莫夫的小说,不仅使人们对被屠戮者感到悲痛,迫使他们想起地狱生活,而且能增强读者的道德力量和对正义的渴望,要求他们行动起来,而不只是说说空话。要求他们抵抗邪恶。

沙拉莫夫:“古拉格”文学的又一拓荒者

《科雷马故事》根据他在古拉格(科雷马)劳改营作为囚犯的经历写成,中译本近期推出。索尔仁尼琴虽以“古拉格群岛史的编纂者”自命,却自认并非最够格的写作者。他提到了沙拉莫夫,承认自己吃过的苦远逊对方,他说:“读者在沙拉莫夫所著的《科雷马故事》里也许能更真切地感受到群岛精神之无情以及人类绝望情绪之极限。”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则视沙拉莫夫为导师。她坦言:《科雷马故事》是对她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直接指引了她的写作方向。

节选

信放在熏黑的桌子上,像一片小小的冰块。桶形铁炉,炉门大开,煤炭闪着红光,有如罐头盒里紫红的果酱。冰块早该融化、变薄、消失了。但这块冰没有融化。谢拉菲姆知道这块冰原来是一封信,而且正是寄给他谢拉菲姆的,这时,不禁感到一阵惶恐。谢拉菲姆害怕来信,尤其是那些免邮资、印有官方邮戳的信件。他在乡下长大,时至今日,那里收到的或“拍”出去的电报,说的都是凄惨的事情: 丧葬啦,死人啦,重病啦……

这封信,写着地址的正面朝下,放在谢拉菲姆的桌子上。他解开围巾,解开冻得硬邦邦的羊皮袄,目不转睛地望着信封。

他远行一万二千俄里,翻过座座高山,渡过蓝色大海,为的是忘掉一切,宽恕一切。然而,过去的事情总使他不得安宁。这封信仍然翻山越岭,从那个尚未被遗忘的世界寄来。人们用火车、飞机、轮船、汽车,最后用鹿橇,把信送到了谢拉菲姆藏身的这个小镇。

现在,信送到了这里,送到了这间小小的化学实验室,谢拉菲姆作实验员的地方。

原木墙、天花板、实验室柜子,不是因为年深月久,而是由于昼夜不灭的火炉,都变得黑糊糊的。因此,小房子的内部,就像某座古代的农村木屋。实验室的几个方窗,很像彼得大帝时代的云母窗。矿上玻璃很珍贵,因此窗栅都做成小格,为的是让每一块碎玻璃都派上用场;必要时,连打破的玻璃瓶子也用上。罩着灯罩的昏黄电灯从木梁上垂下,像个悬梁自尽的死人。灯光时明时暗,因为电站没有小发动机,是用拖拉机发电。

谢拉菲姆脱下外衣,在火炉前坐下,仍然没动那信。实验室里就他一个人。

一年前发生那场所谓“勃谿”时,他不愿意让步。他来到远北地区,并非因为他是个浪漫主义者,或者是个忠于职守的人。他对挣大钱也不感兴趣。不过,他认为,根据一千个哲人的见解,十个相熟的庸人的看法,离别能冲淡爱情,万里的暌隔,悠长的岁月,能战胜任何痛苦。

沙拉莫夫:“古拉格”文学的又一拓荒者

一年过去了,可谢拉菲姆心中一切依旧。他暗暗惊讶自己在感情上的执著。这是不是因为他再没跟女人说话?这儿根本就没有女人。有的只是那些高官的妻子——那些长官的社会地位,跟实验员谢拉菲姆相距十万八千里。每个养得白白胖胖的太太,都以为自己是美人儿。

她们都住在有更多娱乐消遣的镇子上,对于她们的美貌迷人,那里也有更多的人赏识。再说,镇子上有许多军人,太太们不会受到汽车司机或窃贼囚犯出其不意群起强暴的威胁。而这种事情,在公路上和小区段里时有发生。因此,地质勘探队员、劳改营长官要他们的妻子住在大镇子上,住在那些修指甲的师傅能挣大钱的地方。

不过,事情也有另外一面——“肉体的苦闷”原来完全不是谢拉菲姆青年时代以为的很可怕的东西。压根儿就该少去想这些事情。

囚犯们在矿井干活。夏天,谢拉菲姆曾多次从门廊上望见他们灰蒙蒙的队伍。他们钻进主坑道,下班再从那里爬出来。

实验室里,有两名来自囚犯的工程师参与工作,来来去去全由押送队押送着,谢拉菲姆不敢同他们搭话。他们只问工作上的事情——分析或实验结果。他回答他们的问话,却一眼不瞧他们。还在莫斯科,谢拉菲姆受雇到远北地区去的时候,就受到过威吓。人家告诉他,那里全是危险的国事犯。因此,谢拉菲姆甚至不敢送自己实验室的同事一块糖或一块白面包。再说,实验室主任普列斯尼亚科夫还时时监视着他。主任是共青团员,大学毕业后,立即放弃了本可获得的丰厚薪金和高职位。他认为当一名政治监察员,去监视自己的同事(或许,人家也只需要他这一点)、囚犯和雇用人员,才是他的主要职责。

谢拉菲姆比他的主任年长一些,但是,主任在令人厌倦的警惕性和小心谨慎方面发出的指示,他还是百依百顺,一切照办。

一年之中,他同两名工程师囚犯没说上十句闲话。

沙拉莫夫:“古拉格”文学的又一拓荒者

同值日员和夜间警卫,谢拉菲姆简直一句话也没说过。

北方的合同制工作人员,每六个月增加工资百分之十。谢拉菲姆拿到第二次增加的工资,请了假,到一百公里外的邻近小镇去。他想买点东西,看看电影,到像样的饭馆吃顿饭,也“瞧瞧娘们”,到理发店刮刮脸。

谢拉菲姆爬上一辆货车的车厢,翻起衣领,把身子裹得紧紧的,汽车便飞驰而去。

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汽车在一幢房子前停下。谢拉菲姆爬下车厢,在春天耀眼的阳光下眯缝起眼睛。

两个握枪的人站在他面前。

“证件!”

谢拉菲姆伸手在上衣口袋里掏证件,禁不住心头一凉——他的身份证忘在家里了。而且,仿佛故意作对似的,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件都没带上,除了一份矿井空气分析报告,什么也没有。于是,他们把他带到一间木头房子里去。

汽车已经开走。

谢拉菲姆胡子拉碴,蓄着平头,当官的对他大起怀疑。

“从哪儿逃出来的?”

“没从哪儿……”

突然一记耳光,打得他晕头转向。

“说,老老实实地说!”

“我要控告!”谢拉菲姆大声嚷道。

“哼,你要控告吗?嘿,谢苗!”

谢苗看准他,用一个训练有素的动作,熟练而灵巧地一脚踢向谢拉菲姆的腹部。

谢拉菲姆哼了一声,失去了知觉。

他模模糊糊地记得,他被沿公路拖到什么地方,他的帽子也丢了。只听见门锁当啷一声,门吱呀打开,卫兵把他扔进一间臭烘烘,但还算暖和的板棚。

过了几小时,谢拉菲姆喘过气来,这才明白,他已经被关进隔离室。所有逃犯和受惩罚的军人——镇上的犯人——全集中在这里。

(节选摘自《科雷马故事》[俄]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著,黄柱宇 唐伯讷/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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