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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波波夫:所有作品,都是时代的映射

文章来源: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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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9-08 09:10:28

[摘要]不过,这并没有使他失去对历史的兴趣,他说自己反感现在所谓的写“另一种历史”的人,这些人是以历史为契机写出自己的假想,或者各种各样的幻想小说。

米哈伊尔·波波夫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于俄罗斯文学的记忆都停留在辉煌的“白银时代”,那是一个觉醒时代,哲学开始独立,诗歌走向繁荣,审美感觉重新变得敏锐,国家命运和人类命运成为人文关怀。人们追问历史,寻找答案,有勇气的作家们试图触动人类命运的悲剧,摸索着黑暗与光明交界线,而之后,苏联建立又解体,俄语国家内部产生纷争与骚动,让俄罗斯文学在苏联解体之后形成了断层。于是,许多当代俄语作家开始回忆、记录、反思,以求找到一条更好的路,复兴曾经的辉煌。

俄罗斯当代作家米哈伊尔·波波夫就是这样一位作家,1957年出生于哈尔科夫(今属乌克兰),1980年以诗歌作品登上文坛,此后笔耕不辍,迄今已出版四部诗集和三十余部散文集、小说,作品被译成多国语言,获得如舒克申奖、蒲宁奖、高尔基文学奖等各类奖项,深受国人欢迎。此次,借着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和俄罗斯大众与文化传媒出版署共同主持的“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互译出版项目”的契机,他带着象征自己不同风格的三部作品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

米哈伊尔·波波夫:所有作品,都是时代的映射

米哈伊尔·波波夫

他每次和读者打招呼,总先用中文说一句“你好”,然后略有羞涩地笑笑。棱角分明的五官,谦逊中又带点桀骜的面容,想来年轻时该是一表人才。本以为他言辞不多,每每聊到文学的时候却侃侃而谈,他的细腻敏感,他的幽默温暖,他对文学和历史的理解,对写作与时代的反思,似乎看得到时光留下的印记,呈现出可爱的模样。

母亲

对话,永远未完成

“‘伊杰娅’,类似英语中‘思想’的意思(Idea),曾经代表共产主义,也是我母亲的名字。”波波夫在谈到他的中篇小说《伊杰娅》书名时如是说。然而,“往往,人们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至死也不能好好地交流思想。”

听到这句话,触动,愧疚。《伊杰娅》是波波夫关于自己母亲的回忆录,创作原因是出于愧疚。他说母亲是苏联解体后,对社会主义深信不疑的“苏维埃式”母亲,而自己则是一个叛逆少年,时常和母亲争执,对她的观点表现出不屑,久而久之,母亲最终封闭了内心,变得寡言。直到母亲去世,他开始写作的时候,才开始重新审视很多事情,重新明白许多情感。这种情感会不时爆发出来,有时在餐桌上,他就会突然开始创作起来。他想要向母亲解释一些东西,证实一些想法,想通过这种冥冥中的对话把自己的想法明确下来,并传递给母亲,希望多年之后,两个时空的母子在思想上可以达成一致。

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中,没有感受过父爱深厚的力量,波波夫却从未有过孤独感,他说母亲非常坚强,多才多艺,因为看到她的不易,现在,他也经常会从女性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理解她们。如果当初早点懂得母亲,内心或许会少一些愧疚。

在《伊杰娅》翻译成中文前,波波夫特意重读了一遍这部回忆录,他发现从语言上看,还可以有很多的修改空间,而从情感上,又有了另一次触动。和母亲的对话,似乎永远未完成,有时他甚至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不得不在某个时间点上画一个句号,或者说因为突发的、强硬的机械力量把和母亲面对面的对话终止了,这场对话值得一直进行下去——而他也一直觉得,对话到现在仍没有停止,即使和母亲已经身处两个空间,感情反而比以前更加紧密了。

在俄罗斯,这部作品被再版过十余次,得到和母亲同时代的中老年人们非常正面的评价,有人读的时候,甚至流下泪来。伊杰娅,成了那个时代父母的典型代表,他们跟子女谈论历史、谈论政治,观点却总得不到子女的认同,似乎时代变了,孩子们不再理解上一个年代的情感,他们的信念,反而把它当成一种旧时代的观念,加以驳斥。父母们于是不再敢和孩子交流思想,只能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久而久之,交流不再。

这部作品,读的时候,你会从母亲身上看到苏联那一代人的思想,从作者身上看到新时代中两代人思想的碰撞和社会的变迁,甚至对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能产生新的反思。

米哈伊尔·波波夫:所有作品,都是时代的映射

《伊杰娅》,(俄)米哈伊尔·波波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

本身就是一部长篇小说

如果说《伊杰娅》是波波夫对个人生活的反思,那么《莫斯科佬》则是他对一代人集体生活的反思,“莫斯科佬”这个称呼,本就是乌克兰人口中对俄罗斯不友善的称呼,而俄罗斯人则反称乌克兰人为“一撮毛”。400年前,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但是21世纪初,两个民族间,或者说民族内部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之于波波夫,他的父亲是乌克兰人,母亲是俄罗斯人,由于自身的血统,民族矛盾在他内心激起的波动愈发强烈。“当你伸出手,却没有遇到同样伸出的手,当你友善张开双臂却发现这仅仅是一个笑话,你会重新出现疑惑的感觉。就是这样感觉下,莫斯科佬的故事开始了”。他希望能明确民族间的关系,也希望把自己的想法依托文字传递给大众。

这部作品中,波波夫式创作特点鲜明。译者贝文力先生说,从历史创作的手法来讲,这部作品像一部疑云重重的小说,乍看下像一部侦探小说,情节曲折,丝丝入扣,主题丰富,充满思考。它以第三人称手法讲故事,又跳转到内心独白,闪回,笔法细腻,让读者身临其境。而随着情节的推进,“读者就会逐渐发现暗藏其中的历史的、民族的、社会的、家庭的、人性的、道德的悲剧与凄凉……”在他的作品里,你读俄罗斯,感受的确是更广泛的、更厚重的人文关怀。

波波夫从历史变迁中汲取养分,他对待历史的态度也非常严谨。他说历史,本就是一部长篇作品,历史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例子和事物可以让人从中汲取养分。一个人如果不理解历史,就不会理解现状。以史为鉴是他一贯的做法,有时候,当你碰到一些问题,你困惑,不解,这时候,在历史长河中流过的事件里寻找,总能找到答案。历史于他,像一位老师,永远能带来启示。

有趣的是,波波夫尽管以诗歌创作步入文坛,他创作生涯的第一部作品却是一部历史小说,尽管人们可能永远看不到它问世了。十四岁那年,出于兴趣,他开始提笔写一部关于古埃及的长篇历史小说,但由于没有经验,那部作品写得非常糟糕,无论从结构还是笔法,他自己都不满意,于是没有拿给任何人读,就把它烧掉了。他在回忆的时候说道,“那时候我还清晰地记得我跑到森林里面,架起篝火,把小说扔到里面去,看到小说在烧的过程中,我突然就一种感觉,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尽管在创作过程中,也会有失败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从军队回来以后,他就进入了高尔基文学院求学,然后在22岁时,作品开始出版。在这之后,开始了自己的专业生涯。他幽默地说,俄罗斯有句谚语“第一张薄饼总是烤糊的”(万事开头难),而他的第一部小说毫无疑问就是那张烤糊的饼。

不过,这并没有使他失去对历史的兴趣,他说自己反感现在所谓的写“另一种历史”的人,这些人是以历史为契机写出自己的假想,或者各种各样的幻想小说(这种创作的第一人就是英国作家托宾,那时候他假想亚历山大如果当初没有死,世界在三千年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这样的作者非常专业,自己做过很多功课,从阅读角度看可能会非常有趣,但是如果这些作者本身教育程度并不高,只是把历史当成说辞,然后进行各种篡改和天马行空的设想,波波夫表示非常反感,他似乎更愿意保留历史原本的样子。哪怕是一些历史当中有分歧和争议的观点,他也愿意保留和倾听,而不是去假设新的历史。历史的长河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养分,就算不去假设,也有学不完的东西。

写作

敢于放弃不满意

我问波波夫,对于烧掉的那部关于古埃及历史的小说,是否愿意重新再呈现出来?波波夫回答说:在创作中,我们要锻炼自己一种态度,当你意识到这部作品不是很好的时候,要及时收手。有时候你写10页发现不好的时候放弃,比你写到20页再放弃,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要更有效率。但有的时候,作品已经写到很长了,却发现实在感到有些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创作就是如此,既然你觉得作品不成功,还是把它放弃吧。

写过东西的人似乎都有感觉,创作中,有时放弃很难,尤其是写的字数比较多了之后。很多作家哪怕发现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仍然会继续写下去。波波夫的这种果断,不禁让人有些惊讶。而对于成功,自己其实很难给出准确的判断, 有时候作品写完,你觉得沾沾自喜的时候,拿给别人看,读者并不买账。而有的作品你并没有觉得很好,甚至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反而会有很多人说好。作品,总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产物,作者只要表现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就好。

当我把这两者的矛盾抛给波波夫时,他这样解释作者的发言权:在作品完成之后,作者就不再有发言权,但是作者在创作的时候,还是要对究竟是不是应该写完做一个取舍。他说,“任何一部作品,如果以一段不幸的爱情开头的话,我觉得它是应该继续下去的。”

而这位严谨而幽默的作家,今年秋天还即将有一部新小说以俄语形式出版,这是他花了三年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完成的。作品主要是关于1944年白俄罗斯游击队员的行动,非常有历史使命感。因为许多作家写过相关的题材,但是并没有充分的挖掘和发展出来。他想以自己的风格尝试,突破,带给人们更深入的思考。

教学

对年轻人抱有希望

除了写作,波波夫还在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任教,他主持两场研讨会,一场关于诗歌,一场关于散文。当然,这里所说的散文,其实也包含了中文意义上的小说(所有非诗歌类的文学形式在俄语文化中都称为小说)。研讨会不同于讲座,并不是以纯教学的形式呈现的,更像是一场座谈。一般一场研讨会有15到20个学生,在这样的班级里,学生们读自己新写的诗歌和小说,并相互发表意见,当然波波夫也会提出自己建议。对于年轻作家来说,往往同龄人给出的建议有时候最有价值的。而他说自己之所以还需要主持这样的会议,是为了保证不会有过度激烈的言辞或者观点的出现,也不会有毫无根据的观点出现。

在他的诗歌班级中,男生3人,女生17人,散文班级男女比例差不多对半开。他说俄罗斯现在的年轻人倾向于看一些幻想作品或者侦探小说,而不是纯文学或者历史小说。相较于美洲和亚洲文学,英国作家比美国作家更有影响力,还有一些学生会读激进的法国作家的作品。而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作品在俄罗斯也渐渐流行起来,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都能看到中国作品的身影。

现在的俄罗斯青年,读的东西还很少,基础知识比较薄弱,国内有很多人不看好青年读者,甚至有人说俄罗斯的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聪明。然而事实上,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处于风口浪尖,我们仍然应该对青年人抱有希望,相信他们随着学习,对于文学会有更深刻的认知。波波夫设想说,如果我的班级里有百分之十,也就是一个班级里出两个诗歌或者散文家的话,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了。

此次书展,是波波夫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自己在中国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也对国人对于文学的热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希望俄语文学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热爱文学的国家,总不会被历史遗忘。

观察

俄语文学的回归:我们很努力,尽管很无力

记得以前每每走进老一辈文化人的书房,都会看到大量保留完好的苏俄时期小说作品,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从托尔斯泰到高尔基,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肖洛霍夫等,这一个个名字不仅标志了一个时代,也影响着整整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那时候,得到一本苏联文学作品,便似得到了一样宝贝,爱不释手。从某种角度来说,苏俄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能明显地找到俄罗斯印记,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从标题上就直接借鉴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曹禺的《雷雨》也参考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作家余华曾描述过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的震撼:“当时自己被那种’一开始就进入叙事高潮,并且一直持续到结尾’的风格,’炸得晕头转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曾回忆过自己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痴迷:我沉浸在书里,头发被灯火烧焦也不知道。保尔和冬妮娅,肮脏的烧锅炉小工与穿着水兵服的林务官的女儿的迷人的初恋,实在是让我梦绕魂牵,跟得了相思病差不多……我是三十多年前读的这本书,之后再没翻过,但一切都在眼前,连一个细节都没忘记”。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俄语文学不断唤起人们的情怀与理想,它“带来的不只是纯文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输入”。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局风云变幻,苏联解体,文学创作的环境一下子变得不如从前。诚然,其间“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作品在知识分子中掀起过一阵热潮,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人的作品在国内备受推崇,但当这阵热潮过去,大家似乎不再关注俄语文学,俄语文学迅速衰落下去。

米哈伊尔·波波夫在谈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坛的格局时说道:作家们开始分成两个阵营,一派为爱国派,一派叫自由派。对于国家命运,爱国派试图从历史中发觉俄罗斯自身价值,而自由派则宣扬西方思想,借鉴西方道路。自然地,自由派在西方国家里得到更多地认可,影响力大,而爱国派则掌握更多的资金,势力庞大。二十多年来,两个派系总是彼此掣肘,矛盾不断,这样的矛盾,也并没有给文学带来良性的影响。直到近些年来,两派作家渐渐走向缓和,很多作家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阵营,这或许也是两派作家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标志。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俄罗斯文学的作用在过去的时间里是显著下滑的。尽管俄总统普京重新意识到文学的作用,并开展了“俄罗斯文学大会”等活动,与作家们进行会谈,但无论如何,俄罗斯文学的地位相较于苏联来讲相去甚远。苏联时期的作家们是幸福的,他们可以周游全国,寻找灵感,发表观点。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会出席苏联作家集会,这些会议通过电视、报纸的方式进行传播出去,人民的阅读热情也远比现在高很多。政府直接关注和支持作家和他们的文学创作,如果有什么指导意见,往往会直接与作家接洽。而现在,可以说俄罗斯作家是在阴影下工作的,看上去仍然可以畅所欲言,但社会和政府对于作家本身的关注度直线下降,也没有实质性的支持。

在问到波波夫如何看待俄语作家这种现状时,他抿抿嘴无奈地笑了一下:“我们非常希望改变,我们也在抗争,但是目前并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即使我们很努力,有时候依然感到无力,这些都是事实,尽管这样我们仍需要抱有希望”。(文/陈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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