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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政治立规不分东西,只从常识出发

文章来源: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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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9-06 09:26:04

[摘要]现在很多人笼统地说西方文明,这是个最具有欺骗性的概念。“西方”仅仅是个地理概念,不应该,也不可能用来描述一种特定的“文明”。

作者: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文章要点

1.我们现在老是纠结于东方、西方,事实上人类各大文明交汇、演变到现在,哪还能分清楚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现在很多人笼统地说西方文明,这是个最具有欺骗性的概念。“西方”仅仅是个地理概念,不应该,也不可能用来描述一种特定的“文明”。

2.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我既不主张刻意寻找西方有什么,也不主张刻意寻找中国传统有什么,我主张从常识出发。什么叫常识?瓶子拿起来,一撒手肯定落在地上,这就是常识。谁要告诉我这个东西撒手了会往上飞,我不信,我就反对。

杨阳:政治立规不分东西,只从常识出发

“政治立规”是一个民族因生存需要与周边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完成的。总体上说,它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自然的演进的过程,当然,在某些关键点上,适当的理性建构也是不可或缺的。

中华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政治立规有两次:第一次是从传说时期的黄帝尧舜禹到商周之际,这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并且逐渐成型的阶段,也是中华文明从孕育到分娩出来再逐渐成长的阶段。中华文明最初的,可能也是最基本的政治价值信念、制度安排等这些“规”都是在这时候形成的。

杨阳:政治立规不分东西,只从常识出发

杨阳教授在思享会活动现场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些“规”的来源有两个:其一是来自于原始的宗法习俗或习惯,一些重要的宗法规则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不断被改造重塑;逐渐演化为政治性规则。其二在各部落或酋邦之间以及其内部的持续冲突与战争中,也逐渐演化出一些规则,这些规则也自然地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成为重要的政治社会规则。有一些搞中国法律史的人说中国法律是从军法演化而来的,这个说法虽然未见得完全准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政治立规”的特殊性。如果说希腊和罗马文明的“政治立规”更多地与商业活动有关,其规则更多地来源于市场规则的转移或提升,那么我们先民的“政治立规”则更多地与政治社会活动相关,我们的规则更多地来源于宗法和军事规则的扩展和弥散。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这一段时间,中华文明进入了第二次重要的制度和价值重建的时期,可以看做是中华文明的第二次立规。所谓“立规”,一个是制度体系,一个是价值系统。总体上说,这也是一个缓慢、持续的演进过程。人口的增长、社会的复杂化,各国之间的残酷竞争等等,诸如此类的社会历史的自然运动,推动某些价值和制度创新。当着零散的制度、价值创新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重要的政治家、政治思想家适时而兴,将这些创新成果综合、提升为系统化的制度安排或价值建构。

在这方面,法家和儒家分别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法家在各国主导了一系列改革,克服了因井田制、宗法制、封建制瓦解而带来的制度危机,完成了以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为体制框架的、以“利出一孔”国家权力对社会一体性控制为价值导向的王权主义制度体系重建工作。以孔子、孟子、荀子,包括后来的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则是将商周以来的古典价值重新组合、编排起来,赋予其新的意义,完成了大体上与上述法家体制相适应的价值系统的重建工作。西汉以降,法家体制与儒家价值系统经过长期的互动磨合时期,最终形成了一个政教一体化的独特的文明模式,并一直延续下来。这时候,中华文明已经到了成熟和定型的阶段。

杨阳:政治立规不分东西,只从常识出发

诸子百家(部分)

从19世纪中期到现在为止,中国人面临着第三次政治立规,这次“立规”,在本质上就是要构建现代文明。请大家注意,前两次立规,我都是使用“中华文明”这个概念,而现在我使用的是“中国人”,而不是“中华文明”。显然,在我看来,第三次立规,与前两次立规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我始终反对有些人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明变化与19世纪中期以来文明的变化等而同之。为什么?因为从西周末年到秦的变化是由中华文明内部性原因造成的,而这一时期的文明重建依托的资源也都是内部性,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文明演进,从性质上说是中华文明进一步的展开或者升级。但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变化主要是由外部性因素所推动,是因外来文明的压力和影响所造成的。这一时期的制度建构和价值建构所依托的资源都是外部性的。主要依托外部性资源所建构起来的文明,与原来的中华文明肯定不再是一回事了,它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属于中国人的现代文明的建构。

我们现在老是纠结于东方、西方,事实上人类各大文明交汇、演变到现在,哪还能分清楚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现在很多人笼统地说西方文明,这是个最具有欺骗性的概念。“西方”仅仅是个地理概念,不应该,也不可能用来描述一种特定的“文明”。我们知道在中国“西方”这个地理空间范围内,曾经存在过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现代文明等等。当然,很多人用“西方文明”主要是特指欧洲文明,但欧洲文明,也先后有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现代文明等等,你到底是指哪一个?在文明的比较研究中,我以为最应该避免的是用地理空间差异来遮蔽文明性质上的差异。如果是指现代文明,用“西方文明”的概念显然是不合适的,现代文明虽然发端于地理上的“西方”,但它早已不仅仅存在于西方,事实上,我们的东方,现代文明也早已扎根成长了。

杨阳:政治立规不分东西,只从常识出发

古罗马文明遗迹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著名古老文明,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确曾创造出了非常辉煌的成就,但从性质上说,它仍然是一个前现代文明。不论是新儒家、人文知识分子怎样顾念自己的传统,也不论中国的民间有着怎样的民族主义情感。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都不可能因为眷恋传统而放弃现代文明的成果,他们照例会住洋房、穿洋装、开汽车、使用互联网,他们婚姻中照样会坚持婚姻自主、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在遭遇强拆时,他们照样会运用现代产权观念来捍卫自己的财产,在面对司法不公时,他们想到的当然也不是“官当”、“八议”等传统,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理念。中国都不可能因顾念传统而放弃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进程,对中国而言就是不断克服、改变传统,建构现代文明的过程。

实际上,在我看来,“反传统与否”,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坦率地说,作为一个学中国史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我很向往能生活在传统环境中,在传统社会中,我很可能是搢绅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可以安享社会赋予的政治和法律特权,享受社会的尊重,至少不必像今天这样,做一个教书匠,时常在资本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中感受焦虑和紧张。我不反传统,但是我知道人之一生,必须不时地超越自我去面对现实。我知道现代化,关乎着全体中国人的福祉。

杨阳:政治立规不分东西,只从常识出发

“反传统与否”,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

坦率地说,现代化——现代文明的构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任务,从19世纪中期以来,这160多年的历史已经昭示了其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现在很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政治发展,都必须从传统、甚至儒家经典中寻找资源。我以为这个说法实在不可取。因为,传统能够发挥作用,它自然就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进程中来,如果“传统”原本就只是经典文本中的,或者早已淡出了社会生活实践,它又怎么能成为发挥作用?

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我既不主张刻意寻找西方有什么,也不主张刻意寻找中国传统有什么,我主张从常识出发。什么叫常识?瓶子拿起来,一撒手肯定落在地上,这就是常识。谁要告诉我这个东西撒手了会往上飞,我不信,我就反对。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建构都是这样。生活在现代社会里,你把自己的权利让渡出去都需要授权,比如我有点钱找个理财公司帮我做,需要我签署一个授权书。别人行使你的权利时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和授权,包括政治权利,这是现代文明中的常识,你的政治建构要不要遵循类似的常识?我们的政治建构也好,社会建构也好,还是经济生活的建制立规也好,需要我们告别一些高深玄妙、美好无比的理论大词,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的从常识出发去建构我们的生活。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作者:杨阳;编辑:胡子华。此文为思享闲谈系列“中华文明之文化创制”活动发言实录。小标题及图片皆系编辑所加,除现场图片,其它图片皆来自网络。思享闲谈系列活动由腾讯思享会主办,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担任总策划,每月一期。)

作者简介

杨阳:政治立规不分东西,只从常识出发

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兼及中国政治制度史及当代中国政治。出版独著《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 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家国天下事》等,主编或合作出版《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要》、《思想者的产业》、《中华法律文化大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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