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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善待我们的母文化

文章来源: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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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9-06 08:56:56

[摘要]我并不是排斥外来物品,而是强调一个国家首先要有稳固的本位文化,然后再去吸收外来文化之长。可我们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自1840年以来,中国本位文化的流失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关头。

彭林:善待我们的母文化

《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彭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一书源自我近年开设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课程。我开这门课程的一个意图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明,了解中国文化精神,善待我们的母文化。

第一堂课我都要讲解钱穆先生的几段名言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弁言。在清华上课的时候,每门课的第一堂课我都要讲解几段名言。抗日战争的时候,钱穆先生以一个人的力量写了一部《国史大纲》。钱先生在回忆这部书的写作过程时讲,当时昆明西南联大经常会听到空袭警报,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拼命跑,跑到野外,跑到防空洞去。钱先生的《国史大纲》,就是在那样一个不时要跑警报的特殊环境下写成的。

我特别推重钱先生,因为他不是一个书虫,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奋斗一辈子的所谓学者,他把自己的学术与民族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年他在北大的时候,胡适那些人都西装革履,一副外国教授的做派,钱先生穿中装,陈寅恪、王静安先生在清华也都是穿中装。胡适看到钱先生穿中国的衣服,就挖苦说:你能代表中国文化?钱先生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就代表中国文化。”在那个年代说这种话,是需要勇气的。

《国史大纲》扉页上的几段话,是我的座右铭。这几段话的内容如下: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理应对中国的母文化有温情和敬意

这四段话,有严谨的逻辑。作为国民,如果不了解本国的历史,即使有知识,也不配叫有知识的国民,因为没有尽到一个国民的义务。中国的母文化与中国历代先祖的生活经历等密切相关,是我们的先祖一代又一代辛勤创造的,所以我们理应对中国的母文化有温情和敬意。我们读外国史,往往不容易有温情和敬意,因为它们与我们的生活相隔太远。如果对本国历史没有敬意,那么所读就相当于外国史。

什么叫“偏激的虚无主义”呢?即认为中国历史一团漆黑,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其满意,认为自己站在历史的最高点,历史上没一个人比上自己。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进化论,实际上是一种浅薄的、狂妄的进化论。抱有“偏激的虚无主义”的那些人自认为站在历史最高之顶点,他们把中国被八国联军侵略怪罪到孔子身上。其实,那是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使然,与孔子无关。其他国家的情况亦是如此。比如德国的古典哲学非常发达,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都是哲学大师,后来德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但是没有一个德国人说,德国之所以会走上法西斯道路是因为康德和黑格尔这些人。德国人照样以它历史上的古典哲学而自豪。可是,在我们中国人中却有人把一切问题都诿卸于孔子,这表面上看是懂得反省、自觉,其实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中国人应该把当下的事情做好,不要总是逃避。中华民族要振兴,首先是文化的振兴;而文化要振兴,要有大批有民族自尊、有文化自觉的知识青年。

一个国家首先要有稳固的本位文化

我们现在之所以要起来呼吁,是因为我们的母文化在近百年来流失得非常严重。我并不是排斥外来物品,而是强调一个国家首先要有稳固的本位文化,然后再去吸收外来文化之长。可我们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自1840年以来,中国本位文化的流失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关头,如果我们还不去努力地打造本位文化,做大做强,反而嫌西化得不够,那么历史悲剧就有可能发生。

我们现在讲礼仪,讲文化,讲中国人的基本道德,归根到底是要把我们民族文化里面最优秀的东西找出来,把民族精神找出来,然后引领我们民族向上。钱先生的几段话,我在清华开课的时候第一堂课就讲,感叹自己这样一句一句地讲,也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听进去,可是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站在讲台上,只能讲我的立场。没想到过了一个学期,清华新闻传播学院有一位名叫李强的学生,他回家乡山西写了一篇调查文章叫《乡村八记》。有一天,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讲有人去采访李强,问他怎么想到写《乡村八记》?他说:“是因为钱穆先生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彭老师在第一堂课上满怀深情地逐字逐句作了讲解的,我被震撼了!这段话成了我写《乡村八记》的座右铭。”我当时看了很感慨:总算没有白讲!听课的五百位学生只要有一个人听进去了,影响了他的人生之路,足矣。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人肩负起这种责任。(文/彭林)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本文摘编自《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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