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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笑的悲剧,是为了唤醒怜悯

文章来源: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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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9-05 08:28:18

[摘要]冯内古特在提及幽默的时候,说到了这种天赋应该是幼年的才能。不过促成这种才能转变的却是这场大轰炸。他说“我们大声地笑,是因为恐惧”。而这些,没有亲历战争的人很难体会。

写好笑的悲剧,是为了唤醒怜悯

冯内古特自画像

如何形容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巴黎评论》这样描绘:“他是一位老兵,一个居家型男人,骨头很大,关节松弛,神情很安逸。……他的嗓音是响亮的男中音,中西部的口音,转调时带些嘲讽。他不时流露坦率、警觉的微笑,那种几乎阅尽并记住一切的微笑:抑郁、战争、死于暴力的可能性、公司公共关系的愚蠢、六个孩子、不稳定的收入、迟迟得不到的认可。”

“我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我们知道,他叫冯内古特。

库尔特这个名字用得其实也不少。家里人都是这么叫他。一直到他中年都是如此。他那封1945年写给家里的信就署了这个名字。他在信里简单描写了自己的战争生活。但我们都知道,那场战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军人小库尔特在某一天将成为作家冯内古特。从一个美国人,变成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没有国家的人》很大程度上可以算作是冯内古特的一本私人自传,只不过充满了很多老头子的絮絮叨叨,还有标志性的菊花图案。

写好笑的悲剧,是为了唤醒怜悯

《没有国家的人》(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6

冯内古特在书中就谈过自己的出身:他出生在大湖区,归属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祖先是德国移民。在血统上属于纯正的德国人。德裔美国人的身份在美国还是稍微有些微妙,45年前他向自己的妻子简·玛瑞·克可斯求婚的时候,他妻子的叔叔就曾经质问过:“真的想和所有的德国人混在一起?”

二战特殊的历史语境造成了德裔与英裔之间的不信任。就像很多保持双重身份的作家一样,身份认同的张力,冯内古特也曾遇到过。他在《好,我们来找点乐子吧》中就曾愤愤不平地说道:“英国佬们该好好想想,我有充分的理由得说一句:”这究竟是谁的国家呢?"

但他本人对美国的价值观仍然保持着强烈的认同。他的儿子马克·冯内古特在为父亲所做的序言当中就曾提及,冯内古特推崇先知约拿,马克·吐温,麦尔维尔,林肯。冯内古特多次引述林肯和马克·吐温来强调学会自嘲,反对不道德的侵略战争;也会作为来自大湖区的社会主义者强调《登山宝训》教育人们的基本价值。他的《2004年11月11日,我满82岁》,有点可以类比大江健三郎的《我在暧昧的日本》。

国族认同始终是作家身上不可避免的东西,人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生存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你依然可以从冯内古特身上感受到他所认为的那种独特的美国气质:爱,坚韧,和一点点不合时宜的幽默。

“所以除了图书馆和芝加哥杂志《当代》外,我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冯内古特这样说。当一个人成为人道主义者的时候,他很难再成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

冯内古特对待政治的态度,很符合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情绪:他厌恶里根、克林顿、小布什。冯内古特在《你知道人道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吗》一文中,重复了他写作玩弄的一个小技巧,把他所要强调的东西重复强调出来:他一方面用“这是正确的”去描绘华盛顿的政客们玩弄的美国自由主义的那套“预言”;他另一方面又用“区区小事”描绘政客随意发动战争,把平民送上战场做各种事情的“事实”。

正如他的文学表达所试图做的事情,站在普通人的一边,看似在说预言,实际上在批评现实。而现实是,那些蹩脚的预言家把普通人送到伊拉克去死:这是正确的区区小事。

“什么是地狱,我见过”

尽管冯内古特反战,他还是在罗斯福的号召下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他很快在一次突击当中成为了德军的俘虏,后来被转运到了德累斯顿。因为列兵的身份,不得不进行劳役苦工。(相关的素材创作可参考《回首大决战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其他新作》)盟军在后来的报复性轰炸当中摧毁了这座城市,无差别地杀伤了大量老人/妇女/儿童。冯内古特曾经在《满城哀号》回忆过相关的事情,他们被分配在几个小组进行“救援”工作,蹚着混杂着人体内脏的水把尸体搬运出来,并剽掠尸体身上的财物。这个事件对冯内古特的影响很大,起初人们还能保持对尸体的敬畏,小心翼翼地安放尸体;之后人们变得冷漠,把尸体丢来丢去。死亡很公平,富翁/穷人/乞丐/小偷都没有了分别,而活人必须记得这一切。

“为什么我和我的战俘同伴没有死,我不知道。”

“什么是地狱,我见过。”

他见过地狱,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说。后来冯内古特的成名作《五号屠场》部分混合了一些现实生活,比如涉及《五号屠场》的创作动机。作者实际上想写一部看起来带点美国硬汉气质的战争片,但他的战友夫人——奥黑尔太太却一击中的:你们当时只是孩子!

对啊,只是孩子。

那些受爱国精神感召,以为上战场就是荣誉,战斗至死的孩子们,未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地狱。奥黑尔太太希望他们老老实实说出真话。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而他们又经受着怎样的折磨。

《五号屠场》的叙述者和故事的亲历者是两个人,叙述是由“作者”来承担,而故事的主人公是毕利·皮尔格里姆。主人公参与到了二战的战事当中,在二战中被德国人俘虏,并被指派到德累斯顿进行苦役。尽管他曾听到德累斯顿不会受到轰炸的保证,但是英军对德累斯顿展开了大轰炸,摧毁了这座古老的城市,并且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二战后他回到家中,成为了一名配镜师,在一次飞机事故之后发现自己拥有了穿越时空的能力。故事也是按照这种穿越的方式打碎了文本线性叙事结构,穿插叙述,给人以时空错乱感。这暗示着主人公因为战争创伤产生了精神分裂。

文本的语言依然具有典型的冯内古特的质感。特别是涉及死亡事件的时候,文本总会有意无意来一句:就这么回事儿。用一种冷嘲式的截停去把悲剧平面化。在《五号屠场》的文本中,所有涉及的灾难事件,一个人无缘无故地死亡,都被这样的口吻一笔带过。仿佛这是生活当中最为正常不过的事情。主人公也死于别人的枪口。那是541星球人的口头禅,他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时间,所以死亡不再是一个必然的事件。就这么回事。

“我们大声笑,

是因为恐惧”

就像《五号屠宰场》的结尾那样,当“我”和奥黑尔站在那篇废墟上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死了,就这么回事。毕利正在返回1945年,他们偶然发现门没有上锁,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老埃德加偷了茶壶,被枪决了,就这么回事。貌似一切都结束了,就这么回事。我刚抵达德累斯顿,开始面对我的小说。主人公仍然在时间的漩涡里盘桓。越战开始了,不久之后,还有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我们发现,冯内古特用了一个戏谑的形式去包装一个悲伤的故事,并没有削弱文本本身表达的魅力。战争不会远去,悲剧也没有得到终结。战争并不能补偿所有死去的人。

幽默,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冯内古特在提及幽默的时候,说到了这种天赋应该是幼年的才能。不过促成这种才能转变的却是这场大轰炸。他说“我们大声地笑,是因为恐惧”。而这些,没有亲历战争的人很难体会。这更像是他同自我恐惧的搏斗。

幽默构成了他文学表达的基础。他见证了恐怖,才知道幽默的可贵。有很多事情被人们遗忘,他曾在某处提及,战争因为电视变得更加娱乐化。远方杀死人的行为不再是能让人敬畏的事物,更像是一种生活的补充。只是演员不停地在换,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利比亚,再到叙利亚。人们就像搬运德累斯顿大轰炸死难者的士兵一样,变得麻木。所以他要大声地笑了,告诉人们有些东西,不应当被遗忘。他试图唤醒人们的怜悯,悲剧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好笑。为了那些预言家们,人们在死去。活着,很像一个冷幽默。

2007年,冯内古特因为摔伤头部去世。就像他所说的,文学是一个玩笑。加缪认为人生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他却死于车祸。冯内古特希望死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飞机失事中,却死在了一个不致命的一跤上。

冯内古特的最后一个笑话应该是,这位荣誉的人道主义协会主席,去了天堂。

他很熟悉圣山宝训。

再说一次:我们的队伍万岁!(文/杜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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