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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西莉:瑞典人热爱中国,就像一种传统

文章来源: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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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9-05 08:28:09

[摘要]到了1950年,一切都结束了。因为中国国内政治的原因,外国人不被允许随便进入中国。关于中国的知识慢慢淡化,关于1950年之后的中国,我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大跃进”,也没听说过“人民公社”。

林西莉:瑞典人热爱中国,就像一种传统

林西莉

(Cecilia Lindqvist),作家、汉学家、摄影家。早年师从著名汉语专家高本汉学习。1961年至1962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此后曾数十次到中国访问。1971年起在瑞典任汉语教师,1978年后为瑞典电视台做有关中国语言的节目。曾任瑞中友好协会会长。曾出版《汉字王国》、《古琴》等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

满头银丝,一身碧玺色中式长袍,84岁的瑞典汉学家林西莉看起来很优雅。她的中国之行安排得紧凑,为推荐新书《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 1962》,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之前,已出席了三场沙龙活动。爬楼梯让老太太感到吃力,在花家地的单向空间签售毕,我们在一层咖啡厅拣个僻静的地方坐下。

林西莉:瑞典人热爱中国,就像一种传统

《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瑞典)林西莉著,李之义译,中华书局2016.9

林西莉不说汉语,倾向于用英文交谈。从她的书里可看到,她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讲述者。聊起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的见闻,兴头上也会冷不丁蹦几个中文词儿,“白菜”、“辅导员”、“不好说”、“比较熟”……

1961年,28岁的瑞典姑娘塞茜里娅。林德奎斯脱随丈夫来到北京大学学习汉语,为入乡随俗,她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林西莉,林即森林,西莉既西方的茉莉花。过惯了斑斓的欧洲游学生活,北京在林西莉眼里是另一个灰蓝色的世界。宿舍陈旧简陋,外国学生在各方面被“特别对待”,满学校打太极拳的中国学生面上浮肿……

翻开《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 1962》,连国人也会惊讶,咦?原来60年代的北大、60年代的中国竟是这个样子!书内200余幅黑白照片,是林西莉当年用借来的一台德国福伦达B essa66箱式相机拍摄而成。

1962年回国后,林西莉又曾数十次访问中国。她撰写的《汉字的故事》和《古琴》两部著作,在瑞典和国内收获了万千读者。2016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林西莉获颁“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她告诉南都记者,一直以来,瑞典人热爱中国,就像一种传统。而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生活的两年,改变了她的一生。

专访

对1950年后的中国,我一无所知

南都:1961年你为什么来中国?

林西莉:我早年在德国、意大利学习。十年的学习之后,我意识到,我所学的一切知识都是关于欧洲的,除了欧洲这小片土地,我对中国、印度、南美洲等等一无所知。21岁的时候,我意识到世界很广阔,我不愿意止步于做一个高中教师,我必须趁年轻开阔视野。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连续历史,同时,它也拥有最漫长的文化史。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绵亘五千年。所以,在研究了欧洲那么久之后,我想去中国。1961年1月我来到北京学习汉语。我申请了几所大学,他们让我去了北大。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留学生去哪个学校由政府决定。

南都:在来之前,你对这个国家有什么了解?

林西莉:我对中国是有了解的。在1850- 1870年间,瑞典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他们非常热爱中国,记录下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看到的一切。他们出版书籍、小册子,向瑞典读者描述中国,他们如何第一次来到乡村,他们看到的中国的学校、中国的气候等等。每隔七年,他们会从中国回到瑞典。他们在家乡四处演讲,同时他们也募集资金,以便到中国来办学。这是非常伟大的举动。我自己并不对传教活动感兴趣,我不认为你能改变人的信仰。但他们有效地传播了关于中国的知识。

在那以后,一些瑞典的科学家来到中国。最早的一位是斯文。赫定(S v e nH edin)。他是一个探险家,冒险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新疆附近地区,在30年的时间里,不断地穿行于瑞典和中国长城以外的地界。他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他的演讲在瑞典广受欢迎,成百上千的听众蜂拥而至。另一位是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古纳。安特生(J o h a nG unnarA nderson)。他精通煤矿开发的学问,在一战之后,中国政府邀请他去调查、发掘山西的煤矿。安特生可以“读懂”山脉,他是第一个发现黄河附近仰韶文化的人。同时,他和中国的考古学家一起发现了周口店的北京猿人。

还有一个你必须知道人的是高本汉(B ernhardK arlgren)。他早在1910年就来到了中国,是瑞典最重要的汉学家。这些人和传教士一样,在瑞典做许许多多的公众演讲,他们不仅写作学术论文,也为普通读者写作,向大众揭示他们的发现,传播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我们的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是一个专业的考古学者,他的父亲活了很久,即位的时候他已将近70岁。古斯塔夫六世和上述的这些人合作,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东方博物馆,他们源源不断地派出研究员、科学家到中国做考古学和科学研究。

到了1950年,一切都结束了。因为中国国内政治的原因,外国人不被允许随便进入中国。关于中国的知识慢慢淡化,这种断裂是很让人遗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关于中国的很多事,但关于1950年之后的中国,我却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大跃进”,也没听说过“人民公社”。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

那时候,我得的病是“蛋白质缺乏”

南都:当你来到北京大学,这所学校与你的期望有很大落差是吗?

林西莉:是的。在北京大学,大约有200多个外国学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来自朝鲜、苏联、波兰等国,只有4个人来自西方国家。在食物方面,学校十分善待我们。我们有一个特殊的食堂,在那里有中国学生吃不到的食物。北大的南门附近有一片空地,每天三次,中国学生吃的食物从那里运进来。每个学生带着自己的搪瓷饭缸,食堂师傅向饭缸里舀一勺食物,可能是米饭,也可能是面条,上面盖一小撮腌制的白菜。学生没有自己的食堂,他们在校园里一边走一边吃饭。或者端着饭缸在三角地一边看宣传栏一边吃饭。

这就是我来到的校园。我和中国的学生们彼此隔绝。他们不被允许和我们接触,我们也不被允许和他们接触。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并不真的知道情况到底有多么糟糕。但渐渐地我意识到了。我开始掉头发,伸手一抓就掉一把。我去王府井的首都医院看病,医生说我缺乏蛋白质。每个星期四下午,我必须得去医院打针,再回学校。

南都:在教学和其他方面呢?

林西莉:老师的教学也非常糟糕,我们从不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外国学生们单独上课。我有一个中国的“辅导员”,她帮助我练习汉语发音,学习汉字。她会问我关于我的一切事情,我到北京来干什么?我和大使馆的人是否有联系?我在读什么书?所有关于我的生活的细节性信息。另一个波兰的学生有一次在宿舍里捡到他的辅导员的笔记本,上面记录了辅导员问他的问题和他的每一句回答。波兰学生对我们说:“瞧,这就是他们监督我们的方式。”我不喜欢,我感到很不舒服。

北京大学的注意力完全在政治上。在北大,人们担心如果他们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就会被发配到农村,丢掉他们的工作。在英语系,有一个老师被取消了教师资格,她每天只能打扫厕所,不能离开北大校园,也不许和城里的家人团聚。

我从没遇见过这么有教养,这么可爱的人

南都:你在书里提到,如果没有“古琴研究会”,你可能很快就离开中国了。为什么古琴研究会的成员让你改变了印象?

林西莉:当我来到古琴研究会,我的世界完全改变了。古琴研究会的院子进门就是一个可爱的花园。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的老师王迪,还有古琴大师管平湖、溥仪的孙子溥雪斋,他们对我非常照顾。我从没遇到过这么有教养,这么可爱,这么和气的人。和压抑、教条的校园相比,这里是开放的、甜蜜的。他们知道我想知道的关于中国文化一切事情。我不停地提问,他们耐心地一一回答我。如果没有这些人,我会离开中国,再也不想回来。

我在古琴研究会学习古琴,夏天的时候,树影斜伸进屋子,美妙极了。我也在这里通过了我的考试,评委盯着我的手指看,说:“果然是管平湖的弟子!”

这是我在中国的两年里最美好的经验。事实上,我认为这两年改变了我的人生。当我看到他们如何真诚地工作,我想,回到瑞典以后,我也要以这样的态度工作。我要学习他们的态度,和他们一样谦逊、充满活力。他们向我介绍了中国文化,也告诉了我应该如何做人。

南都:这些记忆是通过什么方式保存的?你在中国的时候写日记吗?

林西莉:我几乎每天都写日记。我有一大叠日记,堆起来几十厘米高。同时,我还给我的家人和朋友写了很多信。我用的是那种很薄很薄的纸,中国人用它来卷烟的。因为向外国投递信件非常昂贵。我的字写得很小很密,我大概写了76封信,有时候一封信写好几页。当我写《另一个世界》的时候,我极大地依赖于我的日记和这些信件。

同样,我也依赖于照片。当年我在中国拍摄的照片超过1000张。我没有自己的相机,用的是一架借来的德国相机。我必须手动调焦、手动曝光,一切都是手动操作。因为相机的原因,有一些拍得很不好,但是有618张质量很高,而且非常有趣。我在书里选用了200张照片。当我看到它们,就会记起在中国经历的一切。

比如这张北海公园。在夏天的北海公园,你可以买一杯茶,坐下来小憩,向晚时分还有音乐。突然我意识到,在北京也有很美好的地方,也有平和、静谧。因此我放松下来,开始看到这个城市之美。

我去了我能去的所有城市

南都:那两年除了北京,你还到过天津、上海、苏州、杭州、广州等城市。你为什么选择去这些地方?

林西莉:大部分城市外国人是不能去的。我想去西安,不行。我想去南京,不行。我想去这里,那里,都不行。所以我去了我能去的所有城市。

南都:你对广州有什么印象?

林西莉:我在这本书里也写到了广州。我喜欢广州的市井,因为普通人的生活是我最感兴趣的。老妇人在路旁卖姜,另一个人在修鞋……我记得我到珠江边去拍照。沿着江岸,曾经有瑞典的船开进来,他们在中国购买瓷器、丝绸和许多美丽的东西,把它们带回瑞典。

我在珠江边看到,有人居住在船上,一只船就是一个人家。人们在船上烧饭、洗衣、做家务。对我来说真是太新鲜了!突然,我发现在我背后站了许多人。他们质问道:“你跑到这里来拍照片做什么?”“你应该去拍我们崭新的公园,拍花朵和建筑!”我说:“我已经拍过了。”两个警察来了,他们拿走了我的相机,对我说:“你不应该在这里拍照。”他们想要把我带到警察局去。我明白过来,他们以为我是间谍。我告诉他们,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在这里散步,因为250年前瑞典的船舶曾在这里停靠。等他们理解了我的意思,长舒了一口气,说:“这姑娘没问题。”他们把相机还了我,也没有拿走我的胶卷。

南都:你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相机吗?

林西莉:我几乎到哪里都带着相机。但我必须非常小心谨慎。我把它放在我的手提包里。中国人很害怕相机。如果我明目张胆地拿着相机,对某个人说,我可以给你拍照吗?他会断然拒绝。因此我只能偷偷地拍。

南都:《另一个世界》什么时候在瑞典出版?读者的反应怎么样?

林西莉:去年秋天在瑞典出版,几乎就是半年以前。瑞典读者的反应很热烈。因为一直以来,瑞典人都很热爱中国,就像一种传统。

(采写/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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